“2020年，我卸载了微博和朋友圈”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书单 Author 书单君
作者 | 书单君
来源 | 书单（ID：BookSelection）
编辑 | 贝儿
你有过这种体会吗？看网上的很多消息，越看越心累，心里堵得很。
层出不穷的灾难、“反转再反转”的新闻、突破人类底线的悲剧……尤其是进入2020年，书单君身边就有好几个朋友，删除了微博，卸载了朋友圈，就是因为每天看到那些新闻就心情抑郁。
据美国《科技时报》报道，一项研究发现，每天浏览社交媒体超过3小时的青少年，患包括焦虑和抑郁的心理问题风险要比其他人高出60%。
“我很同情他们（受害者），但仔细想想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又不认识。这些事让我心情低落，干脆眼不见心不烦。”其中一个朋友曾这样说道。
初听觉得冷漠，但仔细想想，自己也有过被各种坏消息搞得异常沮丧的时候。我们的同情似乎太微弱、太渺小了。
“同情”是一种移情作用，也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情感。将他人的遭遇移情到自己身上，从而产生出感同身受的共鸣与理解，这便是同情的含义。
没有同情心的人是可怕的，这意味着他感受不到他人的痛苦，做事容易没有底线。
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同情心，那更是可怕。每个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遇到事情一盘散沙，那么这样的社会一定无法长久。
网络时代，我们每天都包围在全世界的信息资讯中，即使是远在数千里之外发生的事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知道其中的细节，仿佛身临其境。
比如入室杀人，女性被性侵，医生被砍伤，非法移民惨死集装箱，哪里又出现了恐怖袭击，飞机失事......类似的新闻永无止境。
《无处安放的同情》，作者是德国学者汉宁·里德。他专门论述了关于这个时代由同情引发的道德危机。
我们的同情真的用对地方了吗？或许，这个问题真的该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了。
网络社会中，有种奇怪的现象：
有人在网上评论某些事时，慷慨激昂，占领道德高地；可现实中，却非常冷漠。
在开心麻花上过春晚的小品《扶不扶》中，有这样的一幕：见到老人摔倒没人扶，过路人迅速拿出手机拍照，号称要在网上谴责当今社会的道德沦丧，然后就留下倒地不起的老人离开了。
我们总是对远处的灾难报以极大的同情，却不愿对身边的不幸伸出援手。尤其是在网络时代，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渠道，更应该警惕成为“语言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矮子”的键盘侠。
其实，这样的现象，早在几百年前就引起了作家和哲学家们的讨论。
经济学家亚当·斯密在《道德情操论》中塑造了一个典型形象：某个伦敦人，得知了发生在中国的一场严重的大地震，他首先感到震动，不久后化为对人生无常的感慨，然后一切就回归如常了。
这简直就是当今网民的写照。许多曾引起广泛关注的热点事件，过一段时间，还有几个人真正记得呢？
作者里德通过亚当·斯密写下的形象，表达了他对同时代人的警示：看似高尚的同情心，如果无法与援助受害者的具体行为建立联系，就仅是一种“矫揉造作的悲痛”而已。
对此，法国哲学家卢梭的批判更为激烈，他直接质疑了现代文明塑造的“博爱”这一理念。
卢梭认为，随着人类从自然状态到文明社会的过渡，意味着人的原初天性被人工替代物所取代，人们必须服从于这样或那样的社会规则。“博爱”就是其中之一。
世界主义精神要让博爱覆盖世上所有人，要求人们对远方发生的灾难不能无动于衷，否则就是冷漠。可问题是，人们越来越偏向于从书本中获得爱的教育，却不是从生活中。
这样就导致一个很不好的现象：世界主义者在远方寻找的，正是他不愿承担的、身边的义务。人们乐于爱远方身处不幸中的人，为的是免去爱他们的邻居。
这无疑是一种警示：在大众媒介如此深入生活的当下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卢梭所谓的“世界主义者”。我们从小通过学习，知道作为一个合格的人，必须要讲道德，要有同情心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来承担道德责任，而对远方的不幸的同情正好成为了一个渠道。
于是，我们在履行远方的同情时，承担的道德义务却微不足道，通过这样的置换，就将较高的道德要求与微不足道的道德责任联系在了一起——毕竟在现实生活中履行道德责任，要困难得多。
这就不难解释，为何会出现“键盘侠”——在现实生活中胆小怕事，而在网上占据道德高点发表“个人正义感”和“个人评论”的这种人群了。
总而言之，我们的同情不应该变成满足自我道德感的工具。否则，一个人人都讲道德、讲文明的社会，反而是危险的。
卢梭就很警惕对“文明“的笃信与对普世人性的盲目乐观，并暗示毁灭的种子恰恰就埋藏在文明社会的高歌猛进之中。
如果说对远方不幸的同情，很容易转化为自我满足的工具的话，更危险的则是以“道德”为名作恶。
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《罪与罚》中，主人公拉斯尼科夫是一名穷困潦倒的大学生。他无意中在小酒馆里听到有人谈论放债婆阿廖娜，说后者贪得无厌，死不足惜。
“让我讲给你听，我真想把那个可恶的老太婆杀死，把她的钱抢走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一点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。”
酒馆里的这番话正好说出了这位大学生的心声，杀死放债婆的念头其实已经在他心中盘旋多时了。他是怎么想的呢？书中有言：
“从一方面说，那个老太婆又愚蠢、又无用，微不足道、心狠手辣、衰老多病，不但对谁都没有用，相反，对大家都有害。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……年轻的新生力量由于得不到支持而白白毁灭掉，这种情况何止千千万万，简直到处都有！那老太婆那笔预定葬送在修道院里的钱，可以举办和实现成百上千件好事和创举！”
拉斯尼科夫将“杀死放债婆”与“为人类造福”联系到了一起，因此给自己的罪行找到了完美借口，通过一桩他自认为是善举的谋杀，获得了他的“行善”资本。
“杀人”原本是罪恶，但经过一番巧妙的内心辩解，倒成了正义。这便是披着“博爱”精神色彩的罪行。
里德在书中如此分析道：
世上所有人都应该受益于善行、善举……谋杀通过开辟一条将“人性”具体化了的途径，获得了它的正当性。罪恶……对整体来说倒是好事。
这里，对整个人类的“同情”赋予了谋杀以正当性。一旦这类思想流传开来，所有人都可以以“为大多数人好”的名义做任何事情，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解。
历史上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希特勒。
当时，由于“一战”战败，德国陷入低谷。希特勒站出来鼓动大家，称犹太人和共产党人是扰乱国家的危险分子，只要消灭了犹太人和共产党员，德国就能迎来繁荣富强。
在狂热的民众推波助澜之下，希特勒获得了救世主般的光环，被德国人当成神一样去崇拜。可事实证明，他踏着无数人的尸骨，登上了独裁者的宝座。
别以为这种事离我们很远，当我们成为“少数人”的时候，为了“大多数人”的利益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牺牲品。
那么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
一方面，我们对远方不幸的同情，极有可能成为满足道德优越感的工具，甚至还有可能不知不觉中为罪恶开辟通道。
另一方面，完全放弃对他人不幸的同情，不闻不问，只顾自己“岁月静好”，显然会使社会更加冷漠，也不可取。
这种“无处安放的同情”如今在整个世界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，比如西方国家所谓的“政治正确”，越来越引发了大量争议与质疑——明明是为了少数群体的“同情”与关照，却在某种程度上扼杀了国家、文化发展的活力，甚至演化成另一种专制的力量。
作为个人，我们没有能力给出解决方法，但我们的“同情”依然有用武之地。
那就是：我们要活在“人之中”。
什么意思呢？卢梭在他的作品中说了一句看似简单、却不容易做到的方法：“关键的是，我们要对身边的人好。”
卢梭曾在《爱弥儿》中进一步写道：
“人啊，为人要仁慈，这是你们的头一个天职：对任何身份、任何年龄的人，只要他不异于人类，你们对他都要仁慈。……我们要在具体的人群中去寻找‘人’……”
他所指的“人”，并非抽象的人，而是生活在具体社会中的人，也就是你生活中真真切切接触到的人。
人性，只能在业已给定的事物之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而不是到一个想象的或者未来的秩序去纸上谈兵。
如此一来，《罪与罚》的人性考验其实答案就一目了然了：跟所有谋杀一般，杀死放债婆依然是无耻的行径，不论凶手编造了多么高尚的借口来修饰。
这意味着，我们的“同情”应该与具体的人联系起来。比如说，我们是否会对一个摔倒的老人伸出援手？疫情中，我们能否做到不歧视身边的武汉人？哪怕是陌生人，当他们求助时，我们在能力范围内，能否去尽力帮助？
如果我们都能做到对身边的人保持一颗“感同身受”的同情之心，对他们不冷漠，不自私，那就已经履行了生而为人的美德。
把个人的事、身边的事做好比什么都重要，否则一切都是妄言。
李诞曾在2019年底的时候发了一条微博，他写道：
2019年我最重要的体会，是一定要想办法在自己周围建立守望相助，所谓Neighborhood Watch 。
这一年我几乎每周都在家里组织聚会，也经常在街边跟朋友聊天，跟陌生人喝酒。
我提供所有能给的帮助给身边人，也不害怕向他们索取爱。
互联网的诞生，本意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，但很多时候“拿着手机更多体会到的只有情绪快速转，转到麻。屏幕一黑，首先涌起的往往是空虚。”
网络似乎并未将人心链接起来，反而更疏离了。我们忘记了自己需要“邻人”，需要身边的人，去建立切切实实的联系。毕竟，我们置身于生活之中，置身于人之中。
“我们不应该害怕爱别人，不应该害怕被别人爱，不应该害怕说出来。”
这样，我们的心才能真正得到安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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